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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年晚夏新秋的台风天过后，厦门又开始热闹了起来。这个充满小资情调和文艺气息的海滨小城因被划为经济特区备受关注。在历史悠久的闽南文化和年轻风潮的协力下，它可以满足各种类型游客的短期旅行需求。而在这些纷至沓来的游客中，只有极少数人会对它旁边曾经的“世界第一大港”——泉州有所垂顾。

泉州距离厦门仅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这个位于福建省东南部的城市，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尽管它在时下中国城市的等级链中名不见经传，但无碍于曾有辉煌的过去。

在建制以前，泉州地旷人稀。10世纪以前，晋江和九龙江流域“衣冠南渡”的汉人大量南迁，在此农业开发。它的腹地则由晋江、洛阳江流域贯穿。沿江雨量充足，气候温和，适合农作物生长。随着农村集镇手工业品的发展，整个港口得以发展，城市也随之成型。市区不断扩大，人口不断增加，又进一步拉动了对农产品的需求。日益富足的泉州开始成为一个州府，在行政区域里被独立划分出来。

泉州的历史几乎是从海洋文化中孕育出来的。这里水域宽，航道深，海岸线曲折而多岩岸，是天然良港。优越的海洋条件促进了古泉州的造船业。春秋时期，这里便“以船为车，以楫为马”。至隋唐时期，则成为全国主要造船基地之一。由于南方木性与水性相宜，福建所造海舟堪称全国船舟质量之冠。一同发展起来的还有航海技术，当地拥有众多能熟练识别天象、运用指南针导航设备的舟师。如今在泉州的海外交通博物馆中，还陈列展示着彼时的那些设备和技术。造船业的发展拓宽了与各地之间的海上交通贸易途径，也为之后的繁盛埋下伏笔。

中唐“安史之乱”后，陆上丝绸之路断裂，海上丝绸之路在中西方贸易中顺势成为重要纽带。由于自古有与番人交易的自由贸易习俗，加上海港的天然优势，泉州迎来了它的历史机遇。泉州之兴起初并不在官方视野之内。从唐末到宋初的这段时间里，泉州处于一段“政权的空白期”。当时，泉州所处的南方区域被地方性政权控制，集权的帝国几乎无法介入。为了在动乱中寻求生存空间，各地政权以相对灵活开放的政策来鼓励当地民间社会的发展。民间商业开始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游离于政府管辖之外，泉州的贸易在法律层面是非法的。当1087年宋政府在此设立市舶司，承认泉州港时，其已成为全国最繁盛的港口。

自宋代起，泉州开始成为以海港为核心的海外商业文化交流重地，出现在世界历史上。络绎不绝的外国商人和水手因向往东方财富云集于此，各种宗教信仰在这个宽容的城市中共存共生。不少人在此建制田宅，长期定居。“市井十洲人”、“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场景，为来到此地的人留下深刻印象。其中据说就有著名的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他在游记中记录了这座城市往来如梭的船舶、堆积如山的货物，“商人云集和货物靡集的情形简直无法尽言”。在他看来泉州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相距50年左右来泉的摩洛哥穆斯林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则记载，泉州是“世界第一大港”，港内停有大艟克百艘，小船无数，可以看到驰名中外的刺桐缎和瓷器。与“世界第一大港”这一称号分不开的是，泉州的城市规模也在扩大，在历经五代、宋、元三朝后，泉州的范围从0.75平方公里扩张到7.5平方公里。

各国商人不仅将琳琅满目的货品和贡品带到泉州，还带来了各自的文化和信仰。佛教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泉州的，北宋天竺僧人罗护那航海而来，在城南建宝林院。伊斯兰教在唐朝武德年间传入泉州，宋元时期许多阿拉伯人来泉州，元朝泉州清净寺有六七座。基督教分别从陆路和海路传到泉州，陆路从北京沿运河南下，海路沿海上丝绸之路东来。印度教在北宋之后由海路传入泉州，属南印度湿婆派，建有规模宏大的寺院——番佛寺，泉州有印度教石刻300多方。摩尼教在唐会昌年间由呼禄法师从中原传入泉州，草庵是世界珍贵的摩尼教遗迹。其他还有犹太教、道教、儒教、景教（古天主教）、印度教、天主教和拜物教等。

这些大大小小的神仙在这座小城中和谐相处，甚至相互影响。最古老的清真寺隔壁就是关帝庙，你拜你的安拉神，我拜我的关老爷。而晋江那座著名的摩尼教草庵里的教主摩尼，则被当地人称为“摩尼公”，人们在此掷爻、扶佔、烧纸、祈福，与其他神仙一视同仁。妈祖天后宫华丽的飞檐上，雕刻着佛教飞天、基督教安琪儿的塑像，妈祖殿里还有跪拜着的印度教神象。如今，泉州的民间信仰神祗大约有100多种，在古城鲤城区有大小寺庙宫观270多处，其中佛教14座，道教5座，其余皆为民间信仰的庙宇。漫步在任何一条古巷中，都有可能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偶遇神明。人与神比邻而居，整座城市就像一个流动的宗教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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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元末起，泉州不可抑制地开始没落。事实上泉州衰败的危机始终存在着，这源于中央政府对当地贸易摇摆不定的态度，以及周边海盗（倭寇）的侵袭。但自元末开始，这种危机才日益显著。元代统治者的残酷压迫，让当时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排外风潮也在滋生，外国商贾纷纷离港而去。加上连年旱灾、农民起义等天灾人祸，从14世纪后期至16世纪初期，泉州的经济圈逐渐衰落，海外交通倒退，政治控制加强。明成化八年（1472年），明王朝将泉州市舶司迁往福州，这也成为泉州港由盛转衰的标志性事件。

城市的衰落最大程度地体现在人口数量上。根据《泉州府志》的记载，泉州人口从元初的81万，到1350年左右，逐渐降至45万余人，近乎减少了一半。至明末嘉靖年间，人口仅剩不足17万。

明朝在1644年终结，遗民发誓不为“蛮夷”所建的清朝效命，并集合力量在东南地区设立小朝廷。满人虽然擅长骑马，明朝的残余势力因为熟练掌握航海技术，更具优势，当时反清运动的资金，大多数也来自东南沿海地区的海外华商。

其中最为典型的反清势力，就是被现在的历史书包装成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兼具商人和明朝官员身份的郑成功，控制着自父辈起积累起来的庞大资产，几乎垄断了中国的对外贸易。为了得到足够的粮食供应，他将目光转向台湾，从当时占据台湾的荷兰人手中争夺这块宝地。郑成功和清朝在各自的地盘上争霸，帝国边缘出现如此强大富裕的地方令满人不安。为驱逐和围剿郑成功势力，清政府实行残酷的禁海和迁界，导致闽南经济区继续衰落。

18世纪之后，珠江三角洲经济文化区开始兴起。乾隆22年关闭了江、浙、闽三个关口，广州成为中西贸易的唯一港口。以广州为中心，佛山为内港，澳门为外港而相互配合，珠三角出口贸易的优势对漳泉区港口造成一定的打击。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省内厦门和福州两大城市成为殖民通商口岸，逐渐取代了泉州的经济文化中心。

可以说，从古至今，几乎没有任何港口能像当时的泉州那样具有世界性，而泉州历史上似乎也未曾具备近现代“民族主义”的意识。在对待外来者时，泉州人不问祖籍何处，也不阻碍在当地定居嫁娶。泉州的繁盛所依靠的，除了泉商精于贸易的头脑和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四海一家的包容和某种世界主义的萌芽也不可忽视。长期的海禁对泉州造成不可逆转的重创，尽管在贸易和海外移民上，泉州依然与外部世界保持着强大的联系，但在整个帝国规划下，始终处于被忽视甚至被排斥的状态。

在中国历史长流中，尽管航海技术发达，但似乎除了元朝之外，官方始终没有海外霸权的野心。繁盛时期的泉州设立市舶司，政府与海外贸易市场之间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关系。而市舶司主要任务是关税的执行与监督，关税的目的在于确立当时体制下的“帝国威望”，巩固帝国文化中心主义下的“朝贡体系”，而非市场经济的需求。一旦这种传统遭受威胁，贸易也会随之遭到干涉。

相比于西方文明的发展，有种观点认为，欧洲之所以能在近代世界里成为“动力”，是因为在近代史前期，海盗和海商的力量，与欧洲本土国家的力量得到结合，在欧洲国家那里获得了合法的承认。也有历史学家猜想说，中国本来可以成为一个世界体系的核心，然而由于封建官僚制度的长期延续，由于土地相对于海洋而言，对于国家治理更为重要，因而海洋的力量一直停留在边缘地位上。

郑和下西洋这个事件，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海外交流的一件盛事。公元1405-1433年间，郑和奉命率领一支庞大的船队，在海上航行保护神的天后宫中行香朝拜之后，从泉州出发，7次远航至太平洋和印度洋。但这7次远航的实质目的，是为了展示帝国“怀柔远人”的姿态。郑和船队将大量财物送给海外王公贵族，是为了求得他们对中华帝国的尊重和承认，并非为了通商。而当欧洲各国都在极力发展海洋帝国时，中国却出现了“海禁”政策，从而失去了充当近代史历史发展动力的机会。

如今的老泉州港吃水浅、淤塞严重，多已处于停用状态。周边的海村渔民靠古老的捕鱼为业。绵长的海岸线上，停满昏睡的渔船。岸边的滩涂上堆满海蛎残壳，来往的渔民从壳堆上走过，海蛎壳被实实地踩入泥中，经海水洗刷，最后重新回归大海。迎面的海风夹杂着湿润的空气，一切显得静谧而温顺。时至今日，辉煌已不复存在，诸神在这块土地上面对着各自的黄昏，雄心勃勃的海洋文化最终被精耕细作的农业文化所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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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昭华已逝的城市，如今以世俗的商业模式继续着它的传说。长期的航海历史为泉州留下了悠久的经商传统和丰富的海外人力资源、资金，以及商业信息网络。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泉州籍华侨总数甚至多于泉州当地人口数量。血缘、地缘、业缘、神缘形成的强大纽带，造就了泉州独特的经济模式。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就是90年代祖籍泉州的新加坡商人黄鸿年，他利用香港外资企业资本运作，收购并改造泉州37家国有企业。这是利用外企改造国企的首例，可以说泉州外向型经济的特征，与泉州侨商的规模众大不无关系。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泉州模式”便与“温州模式”、“苏南模式”被共同提出，作为沿海三大有代表性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而“泉州模式”更多地是以“晋江模式”被世人所知，指的是“以市场调节为主、外向型相经济为主，股份合作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具有侨乡特色的经济发展路子”。改革开放以来，泉州的经济在早期崛起自家庭作坊，先由代工起步，在技术成熟后创立自己的品牌，最终形成区域化的产业集群。相比于其他两种模式，“泉州模式”知名度相对较低，但从泉州走出的品牌却广为人知。特别是制鞋领域，泉州品牌享誉全国，几乎国人耳熟能详的国产品牌都出自这个滨海小城：安踏、特步、鸿星尔克、贵人鸟……依靠着这些知名产品的品牌经济，泉州入选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数和品牌价值总额，连年稳居全国地级市前列和福建地级市首位。品牌经济有效地带动了泉州区域经济发展，创造了“中国鞋都”晋江县、“中国休闲服装名城”石狮市、“中国建材之乡”南安市、“中国公益陶瓷之乡”德化县、“中国石雕之乡”惠安县等众多国家级地域品牌。

但泉州各县市的经济发展状况并不均衡。由于西北区域较多山地丘陵，产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县市。这些百强县支撑了整个泉州经济的大半天下。这座外人眼中不起眼的城市，靠着这些品牌企业，连年经济总量居福建省首位。直至2017年，泉州连续十九年GDP领跑全省。在经济总量连年上升的同时，泉州的城市竞争力却在下降。同时，由于人口数量位居全省之首，从人均GDP上来看，泉州则位列福州和厦门之后。而GDP首位的全省优势如果放至全国，就更变得不值一提了。

如果让年轻人选择毕业后择业发展的城市，泉州或许很难进入他们的视野之内。这源于泉州的人力、科学技术、产业结构等方面的竞争力偏弱。泉州少有高科技项目的企业支撑，民营企业主要集中在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纺织鞋服、建筑建材、机械制造、工艺制品、食品饮料等五大传统产业方面。“爱拼才会赢”这种强烈的海洋性格流淌在泉州人的血液里，被形容为闽商成功的特征，但这种雄心勃勃的商业性格缺乏现代化职业管理的规训。当地企业无论在技术研发还是宣传包装上面，都难跟上时代步伐，缺少品牌价值。泉州最具生产规模的制鞋业，尽管占世界产量近1/5，却以生产中低档鞋材为主，处于全球制鞋产业价值链最底端。由于在技术研发方面投资较少，缺乏技术创新，难以实现产品的高附加价值，产品缺少竞争力。在社会分工中，从老板降为打工仔。

对于成功的泉州商人来说，所谓的商业模式就是没有模式。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从未学习过商业理论的闽商们靠着敏锐的商业嗅觉，初出茅庐便开始走南闯北。“域名大王”蔡文胜在20多岁时便开启他的传奇人生。而“豪宅教父”许荣茂则将他手下的世茂集团按址上海。商业机遇匮乏的泉州难以让这些商业大亨们施展拳脚。尽管他们都自称泉州人，都对家乡建设发展有所垂顾，但这种眷念之情并不会给泉州带来与他们所创造的资产所相当的经济收益。

而在当前全国各大中城市抢占人才的热潮下，泉州也岌岌可危。由于城市定位不足和人力资源缺乏等因素，如七匹狼集团、劲霸时装有限公司等大企业总部外迁，小企业则将钱投入房地产领域，泉州区域产业经济面临危机。原本华侨的投资圣地，也从泉州逐渐转移到更具发展潜力的长三角和珠三角。“福厦泉国家高新区”和“泉厦漳”两大经济共同体并没有发挥预期的联动作用，反而相互竞争、各自为政。

泉州面临的另一个困境来自它旁边的旅游胜地厦门。1979年，一位老人在南海边画了几个圈，这个昔日的海防前线、边陲小城一跃成为中国四大经济特区之一。不过厦门长期以来工业基础薄弱，地域空间有限，并没有足够的第二产业支撑，过早去工业化而发展房地产业和旅游业。PX事件暴露的政府的产业规划与本地公民生活居住之间的矛盾，石化工业与这座以旅游休闲为主的城市难以相融。尽管被政府作为支柱产业运筹帷幄已久，最后无奈迁移，而它号称能给厦门带来800亿GDP的空缺，则无从填补。这个经济特区并没有带来对周边地区的联动作用。同时，厦门政府以特区的名号对城市的宣传，也鼓舞着泉州的大学、企业纷纷外迁到厦门，旅游资源也被一同被吸引过去。同宗同源的文化在厦门大放异彩，而在泉州默默无闻。2018年由泉州人大代表提出成立泉州航空公司筹建领导机构提案，希望协调构建闽南空域一体化管制，完善泉州地区航线布局设置，加大空管网络的主导权建设。尽管在当地民众中呼声很高，但随着今年4月23日确定厦门航空有限公司设立泉州分公司后，这个想法胎死腹中。

或许有人将泉州经济的萎缩归咎于国家在区域规划和资源分配上对这座城市的忽视。作为台海备战的前线，国家难以在此大力建设，发展工业。而省内厦门和福州拥有的发展资源优势，与泉州为福建贡献的GDP值之间的落差，确实会令人感到沮丧。但机遇依然存在，2000年国家在泉州设立台商投资区，这里被规划作为中心城市的延伸和高新技术产业的主园区。“海峡西岸经济区”（简称海西经济区）则囊括了整个福建，以及江西、广东11个地区作为经济共同体，作为海峡两岸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的 先行区和重要通道。政府的2021年-2030年规划中，也计划将泉州中心城区与晋江、石狮、惠安等地区实现一体化发展，力求成为海西经济区中心城市之一。当然，泉州也无需过于依赖与台商间的贸易合作，台湾资源有限，泉州可以放眼全国甚至世界。从泉州市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上来看，2016年的自然增长率为7.6‰，远高于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5.86‰，位列全国前十，不必过于担心城市人口空心化。而在空气环境和生态方面的优势也可以吸引更多的外地人来此定居。资源并不缺乏，问题只是当地政府怎样建设城市服务设施、对城市作更好的定位，如何吸引更多人才，并能给民间商业提供一种友好环境的支持。

发展道阻且长，但幸运的是，闽南人始终不愿甘于人后，长久的经商传统不会因此在当下的泉州断绝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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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曾有着众多名片，这些不同的名字来自不同的历史和人群：中古时期因城内环植刺桐树，在世界历史书中留下“刺桐城”的别称，也是泉州作为国际化港口的一个缩影；因四季常温而多丘陵，当地人更喜欢以“温陵”雅称；而古城形似鲤鱼，又有“鲤城”一名。尽管韶华已逝，但这些保存着的文化记忆不会因为历史的逝去而陨灭。那些历史的痕迹，依旧保留在泉州人的衣食住行中。

初踏泉州的第一印象是沿街的骑楼。如果说青砖灰瓦的清冷色调专属于含蓄的江南，那么闽南的色彩则是艳丽的。泉州的街道拓宽改造始于90年代初，走在街上随处可见红砖白石墙体，还有瓷雕、木雕、砖雕。硬山式屋顶和双翘燕尾脊出砖入石，它也有演变为“出砖入砖”。元末明初，富裕之地泉州，经常受到倭寇的侵扰，曾数度遭遇劫难，先民因无力重建新房子，就因地制宜捡些碎砖石砌成“出砖入石”的墙，再把海边的蚵壳捡来嵌饰在墙的外侧，这就是始建于宋末元初的蚵壳厝。人流量最大的中山路以联排骑楼式的店屋为特色，这是我国仅有的、保存最完整的骑楼式建筑商业街。骑楼建筑多见于东南亚地区，一层部分是柱廊或人行道，用来避雨、这样、通行，前店后宅或者下店上宅。所谓“南国多雨天，骑楼可避风”。楼层部分跨建在人行道上，故称“骑楼”。

当地人的住所则隐藏在巷子里。古代的城市规划通常用几条大街横纵铺陈来划分城市，如同现在所说的“街区”，而每个“街区”内的通行则以巷陌联通。让店铺聚集在行人拥嚷的大街上，而巷子内是百姓日常居住生活的场所，两者互不干扰，又不影响生活的便利，这体现着古人的智慧。手巾寮与泉州传统合院式民居“官式大厝”共同构成当地传统居住社区的主体，其中手巾寮因其开放、紧凑的格局及灵活多用的空间，曾长期大量地存在，并对泉州城市近代化进程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手巾寮产生并成熟于商品经济发达的中国南方传统工商城镇之中，是明清时期在南方传统工商城镇中大量存在的一种规范而又有灵活变化的建筑形态，有着强烈的地域性。

意大利的犹太商人雅各在他《光明之城》一书中写到：“街上有如此众多的油灯和火把，到了晚上这个城市被映照得特别灿烂，在很远的地方都能看得到它。由于这个原因，人们称这座城市为光明之城”。如今当夜幕降临时，泉州并没有变成沉寂的死城，街角巷陌亮起。但它的光亮不似大城市的霓虹灯光和流光溢彩的喧哗，而有着更多的静谧与暖意。悠闲的闽南人在路边支起桌椅，啤酒和海鲜成为宵夜的首选。夜晚的泉州古城，昏昏欲睡又不乏市井生气。

令人疑惑的是，作为现代城市的泉州，或因近邻厦门被抢占风头而默默无闻地暂居三线城市地位，似乎也可理解。但拥有丰富历史资源的泉州城，在古城知名度上却难与其他历史古城，如南京、杭州、西安，甚至开封并肩，以至于白岩松曾说“泉州低调得与她的实力和吸引力不太相符”。这似乎是城市宣传的某种缺失了。

在文化方面，泉州的确拥有绝对傲人的家底：它是国务院定的第一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中国首个东亚文化之都，联合国教科文首个“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今年，泉州欲将16个遗产点列入“古泉州（刺桐）史迹”，并加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些遗产分别为：万寿塔、六胜塔、石湖码头、江口码头、九日山祈风石刻、真武庙、天后宫、磁灶窑系金交椅山窑址、泉州府文庙、老君岩造像、开元寺、伊斯兰教圣墓、清净寺、草庵摩尼光佛造像、德济门遗址、洛阳桥。

在2016年泉州市委常委班子换届后，城市宣传似乎开始初见成效。2016年猴年春晚的分会场设在泉州，全国人民目睹了天后宫艳丽的色彩和泉州富有民族特色的海洋文化和闽南文化。红极一时的美食节目《舌尖上的中国》也将目光聚集到泉州的“古早味”上，面线糊、石花膏、润菜饼成为食客来泉州的目标。泉州人明显感到，这两年来泉州游玩的外地人多了不少。

传统工业效益的下滑带来了泉州文创产业发展的新势头。如何利用文化遗产为泉州带来新的发展，成为泉州政府颇为重视的规划方向。政府尝试整合改造这些文化资源，为泉州打造一个新的城市名片，涅槃重生。

然而，地域文化的构建直接触及当地人的本土认同，向来举步维艰。

泉州的古城保护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此之前，由于独特的华侨关系和有识之士竭力保护，古城内大量的文物古迹和传统民居在十年浩劫中得以幸免。泉州政府将古城保护的总体规划划分成三片一线的区域。三片分别是城北开元寺片、城中文庙和清净寺片、城南天后宫片，而一线就是20世纪初拓筑的中山路。保护伴随着改造开发。古城的保护主要是以当地特色的建筑风格和细节设计来修复文物古迹及周围建筑，而对古城的改造则是拓宽道路、疏浚排水系统。

当地的文化人士和热心居民对此心存不满，他们质疑政府部门与开发公司被短期利益的经济驱使、外来建筑机构对当地文化的了解不深入。在两种力量的拉锯中，一些具有保护价值和保留着市民回忆的传统建筑逐渐被拆除。

城市发展不会因为一些人的抗议而止步不前。随着城市宣传的初见成效，为了吸引更多的外来游客领略泉州文化风貌，2017年政府工作计划启动了建设东亚之窗文化创意产业园、泉州美食城项目，推进12个文化进街巷旅游提升工程，以及扩大古城片区的改建。

“大寺逅项目”计划在原中侨衡器厂厂区基础上规划改造而成，这里距离千年古刹开元寺和古城商业街西街仅300米左右，在古城核心保护区内。而泉州美食城项目位则位于原泉州内配厂，周边聚集着清源山、西湖公园、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少林寺、灵山圣墓等众多旅游景区。

接手这两大项目的领秀文旅被官方寄予厚望。他们宣称，希望将此“打造成为泉州本地原真生活与文化的体验式院落，以旅宿业态为核心，文创、餐饮、休闲生活等复合业态相互完善促进，使其成为有品味、见文化的精品设计酒店园区，为泉州古城旅游路线提供最佳落脚点”。

泉州政府先后邀请国内较著名的规划院、设计公司、美术学院，希望在未来几年里打造一系列文旅重点项目，利用泉州古城旅游、清源山风景区旅游、刺桐古港文旅综合体等龙头IP项目，规划一批旅游街区、特色景点、文创园区建设、精品酒店开发、旅游集散中心、智慧景区工程、海丝文化主题乐园、艺术馆等数十项具体项目。

除了一些大型的文化项目建设，政府还着力组织各类文化活动，让泉州城常态性的文化项目与当地居民和外来游客之间进行栩栩如生的对话。从西街到中山路这段不长的距离里，零星隐藏着几个展示泉州记忆的展馆。参展者大多为年轻人，他们通过个体记忆，张扬而个性化的艺术表达在浸润了泉州古老的文化元素后，一同构成一个名为“润物无声”的合展。它整个展览由泉州古城办牵头，用文本的、影像的、物品的方式来呈现泉州的木偶文化、以及市民记忆服务  印记闽南文化馆、“泮宫味道”、留氏文化、提线木偶、传统花灯、锡雕文化、香道文化、丝绸文化、西街青年创意创业等。

这些文化推动项目将发展如何却令人有些困惑。政府在定位这座城市的时候显然有些手足无措，就好像拿着一副好牌却不知如何出手。喊出了“海丝文化”、“闽南文化”“宗教圣地”。星罗遍布的遗址古迹让政府在规划旅游开发路线的时候难以抉择。 “润物无声”的展览上，似乎很难找到了解官方后续发展的信息。“大寺逅”施工地与周遭环境的格格不入，令路过之人频频蹙眉。而不久前，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泉州（刺桐）史迹申遗”的16个遗产点给出了令人担忧的评分，它们被质疑建筑的原真性、对海上贸易线路的展现，以及后期重建过多。

如今走在历尽沧桑的石板路上，穿行在独具特色的闽南红砖古厝中，听着悠扬的南音，仿佛穿梭在另一个时空中，能够感受到泉州昔日的繁华。历史回荡在大街小巷里，融入朱红色的砖墙中。“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这是朱熹来到泉州时留下的一句话。但时代推着泉州从古老迈向新潮，从众人仰望的历史神殿走下世俗。“大寺逅”文创园在古城打桩施工的声音在静谧的泉州夜景中回荡；不远处的文庙里，古老的南音袅袅，听者微微颔首附和。狭长的古巷这头，端坐着专司保育的临水夫人；而另在一头，“计划生育”和“开放二胎”的政策宣传在同一面墙上比邻，记录着两个不同时代的符号。这个城市在不断尝试调整着面对世人的面貌与姿态，而这种具有时空穿越感的场景还能在这座古老的城市保存多久，则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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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泉州城内，作为市花刺桐花早已难觅身影。而外人对“刺桐城”这一古老称呼的反复提及，似乎向人们提醒着这块土地上“逝去的繁华”。生长在中国的城市，经历同质化审美的磨砺，大多沦为平庸，而今却又不甘于平庸。近代以来泉州城市的式微或许可以被看作同时期中国城市的困境，这种困境的源头是对消费主义和“摩天大楼”式的现代化城市顶礼膜拜。政府打造的城市名片与市民的城市记忆总有些许出入。前者往往光鲜亮丽，难容些许尘埃。而后者则停留在散发古早味的小摊铺中，眷顾着那些充满温情而世俗的角落微光。

泉州人有着如他们的乡贤李贽般一脉相承的批评主义风骨，当地的文人和关注并致力于当地建设的人，对任何被认为会破坏文化环境的改造建设都会有所指责。尽管在外人看来，泉州或许是未过度旅游开发的城市里，对古建和传统闽南建筑保存最为完好的城市之一。这样一种带有质疑的民间声音，与官方或上层规划机构形成一定的拉锯力量，使得泉州不过于容易地陷入成为城市现代化样板的泥沼。以民族主义或消费主义的现代化单线规划如果无法被地方传统文化接纳，将会对城市文化造成不可逆的破坏。

新与旧，对于泉州来说，是一个硬币的正反面。泉州在民俗宗教方面的包容并没有体现在世俗生活上，古老的泉州历史为外来者设立了相对较高的进入门槛，满街门楣上镌刻的“衍派”“传芳”“世第”“遗风”构建起一套传统而严苛的氏族系统，让满怀热情来到这座城市的人有种被排挤在外的失落感。

这座城市的人们不爱被外来者所打扰，本地人对故乡的魅力“讳莫如深”。厦门的旅游文化业改造已经有了足够的教训，当无数游客涌向古巷老厝，“闽南味”也随之被冲淡。走在泉州大街小巷上，与当地人交谈，能明显感受到泉州矛盾的心理。他们一方面希望这片故土深厚的文化底蕴被世人所知，另一方面又担忧纷至沓来的好奇的游客对本土性的冲击。

泉州人因故乡浓厚的文化底蕴和舒适的生活环境而自豪。泉籍文人舒婷对故乡的吟诵，似乎可以代表土生土长的泉州人对故土的喜爱之情：“在漫长的种族迁移中，它是离我最近的一座风雪驿站，几代人从这块热土汲取的能量，吸引我，像指南针一样总朝着它的方向。此生，我的籍贯是泉州。”

当地人对这块土地的热爱让它有了深厚的市民基础。在城市化进程飞速和乡土认同感流失的发展趋势下，泉州保留着它独特的乡愁。古城社造项目便是在此基础上开展的。政府和当地市民希望可以借此导入艺术项目，撬动社区认同，丰富街区业态，带动古城复兴。古巷是这座城市的血脉和根基。在经过对日本黄金町、奈良与真鹤町以及台湾大稻埕、上海田子坊这些经典社区营造案例的学习后，几个年轻的团队进入古巷，寻访居民，设计方案复活来那些老记忆和旧时光。

尽管真正的社区营造，是协调社区内的居民参与整个社区的议题讨论，表达自己的意见，培养公民意识。而在当前的大环境下，所谓的“社区营造”似乎很难触及这一项目的精髓，更多的只是改造社区容貌，并组织社区居民文体活动，可以说是居委会形式的另一种延伸。不过通过社造来激发当地人对社区的关注，这一做法已十分难得，强大的社区凝聚力有助于居住在此的人形成本土认同感。

在古老的另一边，巨兽般的钢筋混凝土平地竖起。那是在高速城市化进程中，为了保留脆弱的泉州古城免遭破坏而向城市东边发展的新的世界，它将成为泉州政治、商业的中心用地。高楼大厦正在施工，这是一个拥有摩天轮的新兴都市，新泉州人正陆续在此定居。东西塔与新城大楼分立在城市的两个行政区域对望，过去和现在被分隔开来，而过去和现在之间的鸿沟，则凭借着这些生命记忆和经验来填充、弥合。

越是低调的泉州，越容易让外来者有种意想不到得惊喜。即使还有很多人对泉州并不了解，但来此游历者之间口口相传的口碑效应将会不断放大，势必会让泉州进入越来越多外人的视野。本土主义与外来者之间的矛盾将不可避免，而文化认同的生长状态，决定着这块土地将建构起新的繁荣，还是会继续沉没。